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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泉境內山嶺連綿，森林茂密，瓷土等礦藏資源極為豐富，又居于甌江—卜游，不僅具備充足的原料、燃料和水資源，還有便利的水路運輸，自然條件得天獨厚。早在三國兩晉時期，當地的老百姓便利用當地優越的自然地理條件，吸取甌窯、婺州窯等周邊窯場的制瓷技術與經驗，開始燒制青瓷，但當時燒制的青瓷非常粗糙，窯業規模也不大。這一狀況到了五代和北宋早期，卻出現了突然的變化，這一時期也被稱為龍泉窯青瓷的“迷惑期”。
這一時期的代表性器物就是淡青釉瓷器。這種淡青釉瓷器，器形規整，釉面均勻光潔，透著淡淡的青色，有些還經過刻劃修飾，與粗糙的早期龍泉青瓷相比似乎缺少過渡，與后來著名的梅子青、粉青相比似乎也不存在承啟關系，這在整個龍泉青瓷發展史上未免顯得有些突兀，因而也成了一個“迷惑”。
當時這類淡青釉的燒制地點主要是在龍泉金村一帶。明代陸容《菽園雜汜》曾載：“青瓷初出于劉田，去縣六十里。次則有金村窯，與劉田相去五里余。外則白雁、梧桐、安仁、安福、綠繞等處皆有之、然泥汕精細，模范端巧，俱不若劉田”，劉田也叫“琉田”，即今大窯，是龍泉窯的傳統制瓷中心。但筆者認為是先有金村后有大窯的，主要依據之一就是大窯到目前為上還尚未發現有燒制淡青釉瓷器的跡象，而淡青釉瓷片在金村則隨處可見。從這一點來看，金村制瓷在當時是很輝煌的，金村地狹靠河，因此初期時運輸十分方便。后來制瓷業規模擴大，金村狹窄的地勢便不適應當時的發展。而地勢開闊的劉田離金村僅五華里，于是便順理成章地成為制瓷業的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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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泉窯的突然興起很可能和龍泉窯為宮廷燒造“貢品”有關。當時江南一帶屬于吳越國的錢氏王朝統治，錢氏王朝一直奉行與中原修好的策略，于是瓷器成了重要的“貢品”。有關專家在考古搜集時曾找到這樣一件淡青釉罐，其外壁釉下寫著“天福元年，重修窯爐，試燒官物，大吉”。天福元年也就是公元936年，天福是后晉高祖石敬瑭年號，吳越國是宗后晉的，據此推測，當時所燒的“官物”除了吳越國宮廷自用以外，很可能還向石敬瑭進貢。
當然，擔任貢器燒造任務的主要是越窯，其貢器也稱“秘色瓷”。秘色瓷起于晚唐，因為供奉之物，臣庶不得使用，故曰“秘色”。龍泉窯也燒過“秘色瓷”，宋人莊綽《雞肋編》記載：“處州龍泉縣多佳樹，地名豫章，以木而著也……又出青瓷器，謂之‘秘色’，錢氏所貢，蓋取于此。宣和中，禁庭制樣須索，益加工巧”。莊綽一生大約經歷了北宋神宗、哲宗、徽宗、欽宗和南宋高宗五代，曾在南北各地的郡縣做官，足跡遍及京西、淮南、兩浙、福建、江西、荊湖和廣南，交游甚廣，見聞頗豐，其記載應比較可信。從這一點來看，“秘色瓷”的第二階段是后來居上的龍泉窯青瓷產品。這一方面是因為當時進貢的瓷器數量很大，《宋史》卷四百八十列傳世家二(吳越錢氏)“太平興國三年三月來朝，俶進……越器五萬事，金扣越器百五事”。又《宋會要》：“太平興國三年四月二日朝，俶進……瓷器五萬事，金扣瓷器百五事”。太平興國三年即公元978年，當時貢奉北宋太宗的秘色瓷器達十萬多件，如此巨大數量的貢瓷應該不是在自愿條件下進行的，而這樣龐大的生產量也是越州窯所無力承擔的。另一方面，越窯因為各方面原因而逐漸衰落，導致南方的制瓷中心向龍泉窯轉移。在這樣的情況下，越窯先進的制瓷技術傳入龍泉，一批優秀的瓷匠陸續在龍泉安家落戶，龍泉窯產品的質量迅速提高。龍泉窯以擔負“和平”的貢器使命，換來了它自身發展的契機，從北宋開始，龍泉窯逐漸取代越窯，一躍而為江南第一名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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