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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逸飛不是“青春無悔”理想主義者；也不是“崇高無畏”的英雄主義者；更不是“獨立思考”自由主義者，而是一個天生敏銳的機會主義寫實畫家；其一生繪畫在選擇題材上緊扣時代的神經命脈，以非常嗅覺追蹤到時代氣息，他的各個時期代表作品普遍呈現出一種“靈活性”，可謂是見風使舵之先行者，充分體現出陳逸飛的精明機智、進取善變和文弱謹慎的務實精神。換言之，陳逸飛現象不僅代表半個世紀的美術史現象，幾乎折射了整個中國封建史的文藝現象；那就是文藝始終附庸政治權力和被動于社會氣候，它從來都不具獨立的主體性。盡管文藝是中國歷代文人知識分子借以抒發個人情感的精神工具，可它始終是那么扭捏含蓄和委婉曖昧，從來都不具鮮明的思想立場和獨立的個性精神。遺憾的是，陳逸飛的確早逝了，幾乎沒有機會向人們證明他的藝術才能，那個成功的“陳逸飛”極可能被釘在歷史恥辱柱上，盡管陳逸飛本人對自己的藝術作品是那么得意而自滿，絲毫沒有自我批評的反思，“奴性”是其前半世，“媚俗”則是其后半生，趨炎附勢地畫完了其一生。
從陳丹青祭悼陳逸飛一文中，同樣充分透露出中國內在缺失，從根本上沒有是非原則，甚至蠻不講理。陳丹青寫到：“說到逸飛的趣味，眾人議論，多以他晚近的美女系列、古裝系列，及弄時尚、選模特做依據。然而《黃河頌》、《紅旗頌》與《占領南京》的作者，若無英雄情結，不崇拜英雄主義，是畫不出來的，此為近人所不知。他自強好勝有果斷，便是個人奮斗當英雄的胚，遇上“文革”時代泛政治化激情，又是建國后新起的油畫家，與我輩知青逆子相較，他的成長經歷與政治觀價值觀，自然正面而進步，曾是滬上政府評出的優秀共青團。雖因同行相嫉，他“文革”時期的力作幾乎全部被上海的官展所否決，又被北方官展貶視為“海派”，但他的職業生涯與功名之途，算是順利的，不像葆元在工藝美術系統虛擲歲月十余年，懷奇才而大不遇。此所以逸飛早年的畫作局勢龐大，雄心勃勃，自是一股朝氣、自信、有魄力，即便政治宣傳大主題，真有青春熱情在，論重要性，同期同代，今也無有可資替代者
